本文原作者：北境刀客
壹 加茂村
石井四郎离开哈尔滨的那个夜晚，天空是红色的。
基地的大火映照着匆忙撤离的人影，今晚过后，这里发生的一切谁都不准再提起。所有知情的人，要么守口如瓶，要么就必须死。
石井四郎1892年出生在日本关东一个叫加茂的小村，他是家里的老四，上面还有三个哥哥。村里姓石井的人不少，唯独他家是华族（大地主），父亲石井桂靠着祖上传下来的山林田产，带着村民们做生意发了财。石井四郎12岁那年，他的父亲过完60大寿，盘算着等大儿子参军回来就接管家业，自己退休养老。
石井四郎家族
不过没多久，却收到了大儿子的死讯。
1904年，日本因为辽东半岛的特权归属问题，和俄国谈判破裂，双方开打，史称日俄战争（两个列强打仗，战场却在中国，这是我们的耻辱）。开战伊始，俄国海军在黄海被重创，指挥海战的日本海军东乡平八郎成为民族英雄，海军在日本军界的地位也大幅攀升。
战场继续来到了旅顺。
日军的指挥官乃木希典也算是老兵了，10年前的甲午战争中，他就参与攻击旅顺要塞，当时只花了一天时间。而他不知道的是，俄国在辽东半岛经营的这8年间，已经用20万个水泥桶和大量的地雷、铁丝网把旅顺要塞加固成了现代化堡垒。
俄军静静地守在混凝土要塞里，不怕死就来吧。
成千上万的日军士兵成了活靶子，尸体堆积如山，多得来不及掩埋，臭气熏天。
但乃木希典依然故我，继续指挥日军踩着尸体疯狂冲锋。
石井四郎的大哥就是死在冲锋中，一起战死的还有乃木希典的两个儿子。
大哥的死讯让石井四郎深受打击，他回想起大哥一身戎装、光荣出征的身影，深深体会到了炮灰的含义。老大没了，石井家需要重新考虑今后的传袭。老二和老三都不是干大事的料，老四石井四郎渐渐成了全家的希望。他的母亲千代则希望小儿子走医学这条路。
听话的石井四郎高中毕业后复习了三年，考进了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
京都帝国大学，也就是现在的日本京都大学，是为了与东京帝国大学竞争而在1897年创办的，用的还是甲午战争得来的赔款（拿了钱办教育，不得不说日本的确有开明之士）。这两所大学在日本的地位，大致相当于咱们的北大与清华。
复习三年考进北大清华，也不亏。
在当时的日本，毕业后直接当医生很可能是籍籍无名的，要想往上爬，就要看准形势，把个人的奋斗和国运捆绑在一起。日本的国运，就是军国主义下的对外扩张，时刻为战争做准备。
这个时候的日本是大正时期，大正天皇因为小时候得过脑膜炎，留下了后遗症，精神一直不太正常，暴躁激动，而且动不动就拿鞭子抽人（脑子有病+娇生惯养），皇权只是有名无实，所以明面上虽然是民主政治，实际上也是军国主义在盛行，只不过还没有完全的国家化。
所以学医要出名，就必须当军医。
医学院毕业后的石井四郎又考进了陆军军医学校，成为二等军医石井四郎中尉。这个军医学校有多难考呢？两大名校的毕业生每年也就只有四五个合格的，所以能来到这里的，都是尖子中的尖子。
在这个尖子云集的学校里，石井四郎找到了自己奋斗的方向。
石井四郎
贰 军校
小泉亲彦是学校卫生学教研室的主任，这个带着圆眼镜的胖子，看起来憨憨的人畜无害，但他其实是一个化学武器的爱好者。1916年德国军队第一次在战场上使用了液氯，第二年小泉亲彦就开始在自己的研究室试验毒气，但初始阶段太业余，防护措施不到位，自己险些被毒死，休息了50多天才缓过来。之后他又出差欧洲和美国，考察在毒气研究方面处在第一梯队的各国军事卫生状态，下决心要回国发展日本自己的化学武器事业。后来成功说服陆军部建立了陆军科学研究所，单独设立了化学武器部门。
解释一下，日本在军国主义时期实行的是军政军令二元制。陆军方面，军政统率机关是陆军省，最高军政首脑是陆军大臣（陆相）；陆军军令指挥机关是陆军参谋本部，最高指挥官是陆军参谋总长。一旦爆发战争，陆军参谋本部改称大本营陆军部，发布的命令叫做大本营陆军部命令（简称大陆令）。简单来说，陆军省只能管理一下军队内部的杂事，涉及战争的重要决策，都是陆军部来制定。
石井四郎听到小泉亲彦这个绝命毒师的故事后，心中十分敬佩。只恨自己还太年轻，无法像老师一样以身试险、为国造毒。这两个人对于化学武器的热爱，使他们从师生变成了知己，小泉亲彦也为石井四郎后来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因为学习成绩优异（毕竟有明确的奋斗目标），石井四郎又被派回京都帝国大学读研究生。这种派遣在当时的日本叫“国内留学”，谁被选中，就意味着步入了精英通道。这次他的研究方向是细菌学，导师兼教官是清野谦次。清野谦次也是石井四郎团队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他死后石井四郎还给他守了一天的灵。
读研期间，石井四郎这个尖子中的尖子中的精英，还成功把京都帝国大学的校长女儿娶到了手。他有一个先天的优势——身高超过一米八（在日本人里绝对显眼），另外就是口才好。高大的单身小伙、京都帝国大学的嫡系博士，还是地主阶级出身，校长荒木寅三郎对这个贤婿很满意。
1925年，国际微生物界发生了一件大事，38国在日内瓦签署了禁止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的国际公约——《日内瓦协议》，之所以有这个提议，不只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毒气造成的伤亡，更重要的是用这个协议来阻止德国研制细菌武器（其实称作生物武器更妥，我们在本文中沿用史料记载，依旧写作细菌武器）。毕竟德国的微生物研究在当时是最先进的，1876年第一个发现细菌的科赫，就是德国人。
所以这个协议的主体思想就是：我们有没有细菌武器，这不重要；你没有细菌武器，对我们很重要。
日本也在协议上签了字。事情传回国内，微生物界和陆军部都对此议论纷纷：人家有没有咱不知道，这个咱是真的没有啊。石井四郎更是急的直跳脚：都需要协议来禁止了，说明这武器很有用啊！必须搞起来啊！
他如法炮制自己的知音兼老师小泉亲彦，准备出国考察，而且还是自费，为此把老家祖传的山林和田产卖了大半，把村里最富有的石井家折腾成了贫困户。石井四郎的母亲知道家里培养一个医生不容易，依旧支持他为梦想买单。
石井四郎回国后，到东京四处游说，逢人就说细菌武器的重要性，特地加上自己在欧美留学的感触，忽悠大家说世界上所有列强都在进行这个领域的研究，让对方感受到日本与西方国家在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同时兜售自己那套战争理论，像日本这样自然资源和原材料严重匮乏的国家，必须研制新式武器来应对未来的战争。
石井四郎都可以写一本《论细菌战》了。
他几次三番的游说是有效果的，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参谋本部作战课长铃木率道（军政、军令都照顾到了）都成了他的粉丝。永田铁山对石井四郎提出的宏伟蓝图尤其赞赏，答应建立一个为细菌战服务的大型机构。
永田铁山是日本“统制派”的头头，天天想着削弱天皇权力，让日本实现以军事为中心的全面现代化。后来在1935年被拥护天皇亲政的“皇道派”暗杀。他死后，自己的一个学生披着老师的血衣发誓要报仇。石井四郎还在自己的房间里立了一个永田铁山的胸像，表示自己的矢志不渝。
当年这个披着血衣的学生，就是后来的首相东条英机。
弎 东三省
石井四郎心里期待着战争爆发，只有战争，自己才能名正言顺地研发细菌武器，才能名正言顺地验证细菌武器的实战效果。
此时在中国东北，关东军还在观望中。
2年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一手策划，在皇姑屯炸死了张作霖，铲除了他们在东北布局的最大阻碍。
日俄战争后，日本赶走了在东北赖着不走的俄国，把辽东半岛改名叫“关东州”，开始驻军（这就是后来的关东军）。但日本人逐渐不再满足于早期那点港口特权，想继续往内地发展，比如修铁路、开矿、设厂、移民等等，这些得经过地方政府允许。
地方政府就是被称作东北虎的奉系军阀张作霖，麾下50万东北军，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家大业也大（据说飞机都有200多架，还有一艘准航母）。
张作霖和日本人打太极，说好的事回头就赖账，拖拖拉拉就是不让日本人得逞。他从白山黑水拉杆子占山头开始，一路走来，好事坏事都做尽，但心中是有民族大义的，充其量不想和日本人翻脸结仇而已。
不卖国，就是张作霖的底线。
但关东军等得不耐烦了。趁着北伐战争中奉系军队节节失利，日本人看张作霖处境越来越难，旧事重提，派人下了最后通牒。
我张作霖怕过谁，还跟我来硬的？我呸！
日本人不敢明着开战，真要打，关东军那1万多人还不够东北军塞牙缝的（想想那200架飞机）。只能使用暗杀这种下三滥手段，而且不止搞过一次。最后一次暗杀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成功炸飞了张作霖的专列。为了下死手，还特地派人在附近盯着，准备补刀。
张作霖被赶来的部下救起时气息尚存，他躺在急往回赶的汽车上问部下：
“谁干的”？
部下回答是日本人。
“打……”
可以想象，以张作霖的土匪个性，如果当时能活下来，不灭了关东军肯定誓不罢休。
这有点像黑道之间的恩怨。你杀我小弟，要赔我生意；但你要杀我老大，那就有我没你了。
灭了关东军，就可能直接把日本在东北的布局打回到日俄战争以前。没有了东三省作为巨大的战略物资来源，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可能就不会发生，石井四郎这辈子喊破嗓子也就当个研究细菌战理论的学者。
可惜历史不会改写。张作霖最后说的那个“打”，我们敬他是条汉子。
关东军恐惧而又兴奋地等待着新的东北王来报杀父之仇。只要开打，就有理由说服国内再次大动员，将战争扩大化。
杀掉张作霖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成功让东北军失去了主心骨。而少帅张学良终究没有他父亲那样的威望和果敢。张学良以前也不是完全的窝囊废，只不过现在被鸦片和女人掏空了身体，加上父亲留下的辅政老帅们各怀心事，还有关东军的间谍始终在收买东北军内部的人，每天都有不同的意见在他耳边嗡嗡乱响，使张学良在军国大事面前迷失了判断力。
所以说，小时候没怎么吃过苦的人，长大后多半没什么出息。
张学良唯独做对了一件事，就是始终没有同意日本唆使东北独立的要求，坚决不当傀儡，而且还耍了日本情报机关一把，意外宣布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归顺国民政府，这就是历史上的东北易帜。
关东军见扶植东三省独立的设想彻底泡汤，终于挑准时机发起了进攻，张学良的战略误判和优柔寡断，使东北军未作抵抗就全线溃逃，东三省很快成了关东军的囊中之物，史称九一八事变。当然，这里面也有蒋校长的功劳。
肆 哈尔滨
关东军没有忘记20多年前旅顺要塞的惨状，当时那层层叠叠的尸体成了传染病滋生的温床。整体伤亡算起来，竟然只有22%的士兵是战死，另外那些都是死于霍乱、伤寒、疟疾这类传染病。所以疫苗的研制成为当务之急，这项任务自然落在了石井四郎这样的军医们头上。
军队传染病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战地水源问题。石井四郎在搞定疫苗之前，先解决了军队的饮水卫生。他改进的一种大型滤水机，可以在战场上给军队随时提供净水。陆军省批准了把这种滤水机作为关东军的军用野战滤水设备，石井四郎靠大量的军方订单从厂商那里拿了不少回扣。
光有钱还不够，石井四郎这种微生物专业出身的人，深知要研制出一种可以大规模接种的有效疫苗，按常规流程，从实验室阶段到临床试验，动辄就是10年以上的时间，期间光是各种审批文件就能累死个人。真要这样，等疫苗研制出来，战争估计早就结束了。
不过对石井四郎来说，疫苗多久能研制出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疫苗研究的产业链，拿到他研制细菌武器的一切条件。
所以他是真的很赶时间。想要加快研究进度，就要避开国内的伦理审查和监督，而且搞细菌武器弄不好还会污染周边，基于此，这些事不可能在日本国内进行。所以他选择了中国东北，要越往北越好，去离日本最远的地方，而且要深入内陆，不能像港口城市那样人多眼杂，以便避开欧美间谍的视线。
最合适的地方，是哈尔滨。
这个时候他的恩师小泉亲彦已经当上了军医总监，位列国内军医榜首。小泉亲彦曾经帮石井四郎搞定了在东京的研究所，但在编制问题上，军医说了是不算的。
没有编制，石井四郎只能带着几个军校同学和老乡在哈尔滨背荫河区域像做贼一样活动，自己起了个“东乡大佐”的假名，团队则叫“东乡部队”。但他纯粹的事业心感动了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后者帮他走通了陆军省的上层渠道（前面说过军务局的一把手永田铁山也是他的粉丝），把东乡部队升级成为正式部队，要钱给钱，要地给地，还拨给了他110万日元的工程款（那时的110万日元相当于现在的4800万人民币）。
东乡部队正式挂名“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也就是后来的731部队。
44岁的石井四郎，即将翻开日本医学史上最肮脏的一页。
平房区是一块很低调的土地，坐落在哈尔滨市南25公里，这里是松嫩平原、长白山丘陵之末，“无山、少水、无矿产、七沟八梁多面坡”。这种低调正好符合石井四郎的要求，关东军把这块地皮划给了他。
四方楼遗址 中间两栋即为关押战俘的楼房
731部队的基地在他的掌控之下，几乎变成一个小规模的城镇。除了大型实验室、机场、马场，还建了机关宿舍、学校、浴场（日本人爱泡澡）、酒馆、邮局。
基地汇集了从国内来的各专业教授担任各课题的带头人，包括病理、解剖、伤寒、霍乱、冻伤、病毒、天花、结核，由于石井四郎毕业后这些年东奔西走没认真搞学问，所以在真正的学术界没什么号召力，这些都是他的导师清野谦次推荐来的学弟们。教授们听说要长期在中国东北工作，起初也不乐意，但看到远高于国内的研究资金后，也就很实诚地答应了。
靠着承包军队的净化水业务和石井四郎的上层关系，731部队维持着源源不断的现金流。教授们的实验室也需要大量人手来从事打杂的工作，于是石井四郎打着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旗号，贴出“高薪诚聘海外劳务、长期有效”的告示，从日本国内招募刚毕业的小萌新，组成少年队加入731部队（不是少先队）。
伍 丸太
柄泽十三夫来到平房基地时，天空是黑色的。
柄泽十三夫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加入少年队的时候已经28岁，他的家人生育到第13个才盼到这个儿子。他打小学习刻苦，也是立志当医生，但因为实在太穷，只能报名当委培生，这样上医学院就能由陆军省资助，但毕业后必须参军。柄泽十三夫当了3年军医后，被派到了这里。
当时石井四郎和防疫给水部在陆军内部已经颇有名气（主要原因还是薪水高，能比国内工资高3倍以上），少年队员们在来之前，就已经听说过队长石井四郎的传奇。但731部队的公开业务只是净水器的研制，核心工作则是保密的。
2个月的实习期过后，柄泽十三夫和队员们开始接触到核心业务，臭名昭著的人体实验。
在黑龙江档案馆里，有一份关东军宪兵队扣留苏联间谍的报告。
由于长相上中国人和日本人几乎无法区分，所以沙俄以及后来的苏联一直都有雇佣东北本地人做间谍的喜好。鲁迅在留学期间就曾在电影里看到给俄国人打工的中国间谍被枪毙。
哈尔滨的虎头村有个叫国恩章的人，祖籍山东，后来和老乡去苏联干装修，期间被发展成为苏联谍报员（比干装修挣得多），专门刺探关东军在伪满洲国的军情，靠卖情报发了小财。国恩章这种缺乏反侦察技能的业余间谍很快被宪兵队抓获。宪兵队的人把国恩章的家底摸了个一清二楚，判定连审讯的必要都没有，毕竟这种谍报员一旦被抓，立即就会被上线抛弃。于是宪兵队按照内部规定，报批进行“特别输送”。
特别输送，就是把国恩章送到宪兵队指定秘密地点，然后等731部队来提人。这之后他的命数可想而知。特别输送是石井四郎和关东军司令在内的一众高层策划的，宪兵队可以把他们认定的重犯不经过法庭审判，秘密交给731部队。“所谓的谍报工作者，将处以死刑的；没有家属、亲戚或其家属、亲戚很少者；没有同案关系者；将来不能利用者。甚至把无辜平民、流浪少年也随便抓来”（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行陈列馆）。
这些送到731部队的试验对象，叫“丸太”，也就是音译“马路大”（maruta），意思是“原木”，计量单位用“根”，说明他们已经不把这些人当人看了。
“特别输送”档案
在任何一个搜索网页里输入731部位，我们都能看到对这群恶魔罪行的揭露。在哈尔滨的基地以及野外的安达试验场，共有2000多人死于各种形式的人体试验，有的是实验室内直接染病，用来观察各类细菌、病毒的毒力；有的是绑在野外、按不同距离排列，测试细菌炸弹的威力；冻伤试验则是为了以后在西伯利亚和苏联打仗准备的，主要检测重度冻伤后的手脚需要多少度的热水来解冻。更令人发指的是那些纯粹用来满足好奇心的虐杀，其中包括真空试验，眼看着受试者在真空设备中体腔膨胀而死。染病后的试验对象，“为了避免死亡后被杂菌污染”，都是尽快进行活体解剖，掌握各器官组织的病理资料，也为了制作毒性更强的病原体。
731部队的上述内容，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在历史书中接受的教育。街上随便挑一个上过学的同胞采访，他未必知道石井四郎，但他一定知道731部队。
细菌炸弹野外试验示意图
柄泽十三夫不是与生俱来的恶魔，他本来是一个为了学医而不得不参军的穷苦子弟。但在731部队里不断的洗脑教育下，以及教授和同行们的群体效应影响下，他在参与这些试验的过程中也开始放下了自己的良知。和其他人一样，柄泽十三夫认为自己也不过是服从命令而已。无论是哪个名校毕业的精英学生，只要在731部队呆上半年，就会判若两人。
在研制细菌武器的战争目的庇护下，那些绝望的哭喊、痛苦的呻吟和挣扎的肢体，如同动物一样被观赏、记录。
帮助教授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试验对象的残肢统一送去焚化炉处理。
回宿舍的路上，柄泽十三夫看到的天空是黑色的。
陆 败局
尽管石井四郎费尽心机，但他所谓的细菌武器，始终没有达到军方希望的大规模杀伤效果。在中国各地的战事中，1940年的浙江宁波、1941年的湖南常德都有日军散播鼠疫杆菌造成伤亡的记录，但却没有对战局产生影响。有一次甚至发生了因为日本军队过早进入疫区，导致己方一千多人染病的乌龙事件。当时的中国卫生署负责人金宝善博士向华盛顿控诉日本的行径，但美方不以为然，说日本这样的落后国家不可能拥有细菌武器。国家积弱，平民只能横遭人祸，可以想象金博士作为卫生部长的悲愤与无力。
但美国很快就打了自己的脸。
美国本来只想在中日之间的战争中两边通吃，对中国提供支援（武器出口）的同时，还对日本出口石油。日本突袭珍珠港是因为此前美国翻脸对日本石油禁运，石油禁运是因为日本在中国战场吃紧只能向东南亚扩张，日本的扩张威胁到了英美在亚太的布局。
所以哪有什么正义可言，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打的永远是利益。
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美国军方就开始对日本的意图提起警惕。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也开始认真阅读面前的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是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人提交的。报告里提到2年前，一个叫内藤良一的日本人，自称是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副教授，来到这里请求带一点黄热病病毒菌株回去研究。
内藤良一是石井四郎的军校同学，也是清野谦次推荐加入731部队的，但他从心底看不起石井四郎。他入职军校时更年轻、比石井四郎更优秀（石井四郎考医学院复习了3年，他只用了1年），而且在他看来，石井四郎骄傲自大，个性冲动，不是一个理想的领导者。虽然石井四郎把内藤良一看作心腹，而且东京的研究室、哈尔滨的基地都交给他打理，但内藤良一有自己的算盘。来美国要菌株这事，就是他自己的安排。
黄热病在非洲和南美多见，轻症患者一般发几天烧就可自愈，但病情重的人会很快出现肝、肾、心功能衰竭而死。内藤良一想要的就是毒性最猛的那一种。
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人又不是傻子，日本根本没有黄热病，他们要病毒干什么？两种可能：1、带回去研制疫苗；2、把病毒改造成生物武器。
显然第二种的猜测更符合大家对日本人的了解。
内藤良一终究没有拿到黄热病菌株，但此前一直不相信日本会发展细菌武器的美国军方态度则转了180度。罗斯福总统特批建立美国自己的细菌战研究基地，坐标马里兰州的迪特里克堡。基地的规模不小，已经赶上同期研制原子弹的竞争对手——曼哈顿计划。自此，联邦调查局和战略情报局开始大量搜集有关日军细菌战的情报。相比之下，石井四郎的东乡部队从1932年就开始行动了，美国落后了至少10年。
和美国开战后，日本的战场布局开始力不从心了。陆军部命令石井四郎立即着手制定针对太平洋战场的细菌武器计划，大批的关东军和731部队成员也不断被抽调加入南部战场，但细菌武器付诸实战的进程远远赶不上战局的变化，美军从太平洋逐步逼进日本本土，与此同时，北方的红色苏联已经也开始有所行动。
对731部队的人来说，1945年的8月9日这天战争就结束了。距离广岛原子弹爆炸已经过去了3天，苏联突然对日宣战，150万苏联红军和5000辆坦克越过边境席卷而来。关东军想都没想过有朝一日真的会与苏军正面决战，反应迟钝得很。在钢铁洪流的实力碾压面前，什么策略、什么权谋、什么细菌武器统统都是徒劳的。
关东军高层最纠结的，是731部队的秘密一旦让苏联获取，根据《日内瓦协议》，细菌武器和人体实验的罪名就会坐实，到时候从天皇到他们这些高层官员谁都别想脱身。
石井四郎收到命令，731部队就地解散，部队成员尽早返回本土，高层军医乘飞机撤离，其余部下分批乘专列离开，基地的所有设施与资料直接销毁。
石井四郎安排了工兵爆破，却没有真正下令销毁所有证据，让自己的助手把研究资料悄悄运回了日本。
仍被关押在基地内的中国人，等来的是杀人灭口的结局。尸体焚烧后的骨灰与动物的残骸混在一起，投入了松花江。
731部队基地遗址
大火映照着哈尔滨红色的夜空，731部队余下成员如丧家之犬。临走之前，石井四郎已经对他们下了封口令，“谁说出这里的秘密，就杀他全家”。
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及时撤离，当时奉命驻扎在北部边境的分部军医们就被石井四郎遗弃了。他们没有接到撤离的命令，却等来了苏联红军。这些军医里就包括柄泽十三夫，和他一同被扣押的还有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等一众高官，等待他们的是西伯利亚的极寒。
柒 麦克阿瑟
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飞机降落在厚木机场的时候，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3年前他在菲律宾的科雷希多岛被日军围困，匆忙之中撇下部队乘潜艇逃到了墨尔本，而无法撤离的部下们都成了俘虏，这成了他一生的污点。军人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嘲弄自己是胆小鬼，而厚木机场是神风特攻队的驻地，冒险在此降落能帮助自己洗白，丘吉尔还因此跪舔他，说这是“整个二战中最勇敢的行为”。
厚木机场的麦克阿瑟（叼烟斗者）
这不是麦克阿瑟第一次来日本，40年前的日俄战争中，他的父亲是美国观察团的观战武官，他作为副官也在现场，当时或许还目睹了石井四郎的大哥战死的那场惨烈战斗。
麦克阿瑟在机场首先发表了一篇颇有名的演讲，但有知情者说，麦克阿瑟下飞机后的第一句话是“石井中将在哪里？”
麦克阿瑟知道石井四郎这个人，是因为后者名气太大，战争期间“日本几乎所有的细菌学家都在某种形式上参与了石井四郎的研究，他也动员了几乎所有的大学进行协助”。太平洋战场上被俘虏的日军很多是从关东军抽调来的，难免有个别731部队的成员把细菌武器研究的事情供述给美国军方，而细菌武器方面的研究美国又实在落后太多。因此麦克阿瑟早就有收编石井四郎的想法。
当时的日本一片混乱，首相东条英机对着自己的心脏开了一枪，结果没死成（没敢开枪打头是怕死后别人认不出来），这下提醒了美军，开始抓紧时间到处抓捕战犯。石井四郎和731部队的其他军医们一样，回老家躲了起来，暗中审时度势，每每看到占领军前来村里抓人，都如惊弓之鸟。
根据《波茨坦公告》，凡在战争期间有虐待战俘行为者，都属于战犯。石井四郎干的那些事岂止是虐待战俘那么简单，所以才在大撤退前下了封口令，并威胁谁泄密就杀谁全家。这些年他仗着自己的关系硬，跋扈惯了，除了自己的导师和岳父还算是自己人，他在同行和部下心中的口碑怎么样，自己心里有数，眼下时局到了这个份上，有没有人泄密谁知道呢？
麦克阿瑟在明处，石井四郎在暗处，双方的战后博弈开始了。
谈判的技巧，在于筹码的使用和底线的试探。通过交谈和妥协，无限接近令双方都感到可以接受的中间地带，这就谈成了。如果一方始终坚持底线不退让，那谈判就只能宣告破裂。
例如，日本只能接受无条件投降，因为这是盟军的底线，而日本手里已经没有筹码了，东条英机曾经妄想用全民皆兵的本土抵抗策略作为要挟，但原子弹的恐怖威力击垮了他们最后一点自信。
现在，是日本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想要得到731部队的指挥官石井四郎本人，以及可能残存的研究资料。情报显示细菌武器是实锤，但是不知道人体实验的真实性，而且他也不知道石井四郎究竟藏在哪，以及手里有多少可以贡献出的干货。
石井四郎这边，他的目的是从战后审判里全身而退，估计自己这种专业人士可能对美军有用，但他不知道麦克阿瑟有没有这个能力，美军掌握的情报详细到什么程度，以及四散在日本各地的老部下们是不是已经泄露了731部队的内幕。而是否泄密，则关系到麦克阿瑟操作此事的难易程度。
捌 浑水
整个博弈过程分两个阶段，这期间所涉及的主要人物如下：
美国政府：杜鲁门总统以及国务院；
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受制于杜鲁门），参谋二部部长查尔斯•威罗比（听命于麦克阿瑟），法务局调查员内尔•史密斯（正义感极强，但级别太低）；
迪特里克基地派遣调查员：莫瑞•桑德斯（被日本人耍了多年后才知道），阿沃•汤普森（桑德斯的接替者），诺伯特•菲尔（比前两位段位都高）；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季南，检察官托马斯•莫罗（也是正义感很强）；
在日本的原731部队成员：石井四郎，内藤良一（同学兼心腹），增田知贞（学弟兼助手），金子顺一（专门研究细菌投放）；
苏联扣押人员：柄泽十三夫（级别虽低，但却是关键人物），山田乙三（原关东军司令）等；
日本共产党人士（善于把水搅浑）；
战后为美军服务的日奸们：有末精三（曾是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为了麦克阿瑟和石井四郎的事跑腿），龟井贯一（始终无法准确定位的神秘人物，情报高手），内藤良一（对，他其实也算是日奸）。
第一阶段从麦克阿瑟到达厚木机场开始。
日奸有末精三很快适应了自己的新职位，和美军一起在机场给麦克阿瑟接风。他的真实目的其实是接近麦克阿瑟，以便打探口风。听到麦克阿瑟这么猴急寻找石井四郎，便马上告诉了内藤良一。
之后“日本科学调查团”的第一批人员抵达，35岁的桑德斯中校作为麦克阿瑟的特别助理，来日本调查细菌武器。
“您好，我叫内藤良一，是您此次调查期间的陪同翻译”。
内藤良一已经提前从有末精三那里得到消息，此刻化身成为陪（监）伴（视）桑德斯的随行人员，最初桑德斯还真以为他是上级派来的翻译。
初期的审问不顺利，桑德斯拿到的名单上都是军校防疫研究室的教授，没有一个人承认有细菌武器这回事，初期的调查陷入僵局。这样过了十几天之后，夜晚开始有731部队的人偷偷来找桑德斯高密，这些人的目的都是希望通过坦白，换取自己一条生路。
桑德斯问内藤良一这什么情况？内藤良一的回答却有点不坦诚了，眼看话题就要触及他们最关心的事，他想说但又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桑德斯好歹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高材生和高材生之间对话，最讨厌的就是对方把自己当傻子。桑德斯恼了，不说是吧，好，我回去如实上报，日本人拒绝配合。
内藤良一怕了，桑德斯虽然年轻，但毕竟人家是刀，自己是肉，万一真的这么报上去，有可能以后就没机会了。他想了一晚上，给桑德斯写了一封长达12页的检举信，把防疫给水部掩盖下的细菌武器写的明明白白，从他本人和石井四郎，到其他主要军医都一一点名。
唯独对人体实验的事只字未提。
桑德斯看着检举信，有一种拨云见日的快感。
他顺便问内藤良一有没有把俘虏用于人体实验，回答说发誓绝对没有（内藤良一信基督教）。
麦克阿瑟一直在背后默默指挥着一切，包括桑德斯吓唬内藤良一那些话，也是麦克阿瑟教他的。内藤良一坦白后，当然也就连带表达了731军医们共同的愿望：别把他们当战犯。桑德斯问麦克阿瑟这个能不能承诺，麦克阿瑟说可以先口头答应他们。
内藤良一这样的老江湖，自己这辈子估计也没少干过河拆桥的事，知道美军也随时可能变卦，立即开始着手两件事：
1、马上安排人去石井四郎的老家，把他接来东京安顿；
2、联络自己的检举信里提到的731部队军医们，全部统一口径。
石井四郎一到东京，麦克阿瑟就知道了。石井四郎在东京有套房子，而且有幸在大轰炸中没被烧掉，这是他当年组建东京防疫研究室的时候顺便买的。麦克阿瑟指示手下的参谋二部部长威罗比派人盯紧。
接下来的事就简单了，让桑德斯和石井四郎他们慢慢谈妥资料转让事宜，再用自己那张能言善辩的嘴说服杜鲁门，把这些人的事都敲定，这之后就只有天知地知了。
但他万万没想到，威罗比没管住自己手下的人。
参谋二部下面有个反谍报部门，战后把军国主义期间关押的日本共产党人放了出来，日共人士重获自由后，没事也喜欢监视战犯们（经营多年的情报网），结果发现石井四郎竟然还活着，他们可是知道731部队的内幕的，而且在监狱里关了那么多年，日共人士与石井四郎这类人不共戴天。于是准备曝光石井四郎，有意思的是，反谍报部门的人知道这事，但刻意没有阻止他们。
日共发挥了自己的长处，把收集到的731部队材料，系数交给了合众国际社在东京的分部。报刊媒体对这样的爆料自然是求之不得，马上见报，让731部队的内幕大白于天下，还着重强调了人体实验这样令人发指的罪行。美国合众总部也转载了文章，特意加上了“也对美国俘虏注射了鼠疫杆菌”，一时间全世界哗然。
麦克阿瑟头大不已，威罗比大骂自己的手下混账。
华盛顿方面迫于压力，命令麦克阿瑟逮捕并审讯石井四郎，同时也吸取了教训，严令这类消息不准再登报。
麦克阿瑟编了个健康问题的幌子，决定不收押石井四郎，只是继续软禁。此时是1946年1月末，接替桑德斯的第二个调查员汤普森中校已经到了。
汤普森的审问没有得到新的内容，但他比桑德斯眼光更毒，敏锐地发现这些人明显是事先串供了，很多供词在细节的详简程度上完全一致，人体实验的事更是全盘否认。但汤普森毕竟也是听命于军方的，我例行公事，接下来你们看着办就行。
几天后，另一批重量级人物也来到了东京，他们是审判甲级战犯的远东军事法庭国际检查官们，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季南是杜鲁门的心腹（之前也是罗斯福的爱将），曾经在美国法办了黑手党而名声大振。所谓甲级战犯，是日本帝国主要的掌权者或者军队高层人员，包括首相东条英机（战争狂人）、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杀主犯）、板垣征四郎（九一八事变策划者）、土肥原贤二（日本在华特务头子，当代戏谑的网络红人）、广田弘毅（著名的“二十一条”起草者）这些人，都是罪大恶极的首犯。
季南给他的检察官团队分专题工作，有一位美国检察官托马斯•莫罗负责的专题是审理“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残暴行为”，而他也读到了那篇曝光731部队和石井四郎的文章，莫罗是个正义感极强的人，看完报纸拍案而起，这才是最该处理的重大案件！
麦克阿瑟毕竟代表军方，总统和军队对远东军事法庭的司法是无权干涉的，检察官们最终的裁定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麦克阿瑟只能施加间接影响，比如阻碍取证。
莫罗去找汤普森，拿到了审问材料，但是想要提审石井四郎被拒绝了。
为了赶在起诉书提交之前完成取证，莫罗和代表团里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浚一起回中国调查，先后去了上海、北京、重庆、南京，还与了解细菌战情况的卫生署金宝善博士见了面。莫罗赶回东京后与首席检察官季南详细汇报了情况，接下来就是正式的起诉了。
但是在随后的起诉书里，却没有出现石井四郎和细菌战的只言片语。
季南是威罗比的老朋友了，在东京两个人就经常喝酒叙旧（季南是酒鬼），季南这个人又善于钻营（前后两个总统通吃），威罗比的上司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又如此看重石井四郎，所以这事到了自己手里该怎么办，也就心知肚明了。
石井四郎在家中听着东京大审判的惊心动魄，暗暗庆幸再次逃过一劫。
虽然甲级战犯名单里没有他，但是石井四郎这些人最害怕的还是乙级和丙级战犯的审判。这两级战犯的涉及面更广，“凡是下令采取违反战争法行为的人，已经执行命令的人，统统视为有罪”，负责调查这一事务的，是占领军法务局的内尔•史密斯。
史密斯和桑德斯、汤普森这样畏首畏尾的人不一样，他是正义感极强的军人，更何况在此前，他收到了大量揭发731部队罪行的信件。
这些检举信都是来自731部队的底层工作人员，他们在那个火光冲天的夜晚狼狈撤离回到日本后，有的已经家破人亡、身无分文，生活陷入绝境。而石井四郎、内藤良一这样的人却早就在家乡囤积了大量财富。巨大的落差让他们对这些道貌岸然的上司们无比怨恨，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检举信的内容无所不包，人体实验的细节也在不同人的描述中越来越真实。
史密斯的审问如同打仗一般步步为营，曾经发誓“绝对没有人体实验这回事”的内藤良一终于承认了。他看到证据已经基本确凿，麦克阿瑟可能真的救不了他们了，只能改变立场，把罪名推到石井四郎身上，好保全自己。内藤良一不光出卖了石井四郎，还一板一眼地对石井四郎为何要选在哈尔滨进行人体实验的缘由进行了推理。石井四郎如果知道了，肯定大骂内藤良一是小人。
参谋二部终于看不下去了，再这么查下去，731部队的人肯定会作为乙级和丙级战犯被起诉。
威罗比找到了史密斯，给他出示了来自杜鲁门总统的指示：调查报告含有机密内容，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未经参谋二部批准，不得用于起诉或者公布。
麦克阿瑟带着参谋二部终于搞定了部下，搞定了大审判，也基本搞定了总统那边，眼看就要成功。就在这时，苏联人打来了电话。
被关押在西伯利亚的柄泽十三夫招了。
玖 国家利益
第二阶段的博弈正式开始。
苏联人对俘虏可没有美国人这么客气，二话不说先去西伯利亚吹风，在那极寒的天气下（肯定也没有暖气），审问伴随着必要的肢体折磨，对人的意志和价值观都是极大的摧残。
柄泽十三夫更惨，他本来不属于731部队的精英群体，连在食堂吃饭都是自己带米做了自己吃，他从小立志当一个好医生，自己是家里唯一的希望，但家里妻儿老小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自己还得了十二指肠溃疡……在精神和躯体的双重折磨下，柄泽十三夫对自己在731部队的所作所为产生了深深的愧疚和自责，他决定供述出731部队的全部内幕，以获取良心的安宁。
除了柄泽十三夫的招供，参加东京大审判的苏联检察官也看到了莫罗的调查报告，至此苏联确信关东军731部队和石井四郎的存在，在此时向美军打电话要求引渡并审问石井四郎。
苏联人显然不知道美军已经和731部队的军医们搅在一起，麦克阿瑟也绝对不能答应把石井四郎交给苏联人，毕竟苏联方面在“惊诧于731部队罪行的同时，也对细菌武器的资料表现出一定的兴趣”。双方就此扯皮，最终协调的结果是苏联派人来东京审问石井四郎，而且美方代表必须在场。
华盛顿就此紧急派遣迪克里克基地的实验部主任诺伯特•菲尔前来助阵，菲尔是美国细菌武器的代表，可以说是迄今为止美国方面拿得出手的最专业的人物，派他来，一方面是严密把关苏联人的审问，另一方面则是准备逼石井四郎他们摊牌，看看到底有多少利用价值。
菲尔到达东京后，日奸龟井贯一郎出场了。
龟井贯一郎这个人的职业身份很难定性，他和石井四郎同年出生，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也是尖子生），之后在多国留学，成为一个情报分析专家。不过他的情报分析更多的是为己所用，但凡看到有利可图的地方就插一脚，无利可图时就引而不发。或许正因为此，他在二战期间始终没有真正掺和到日本军方的阵营里，所以战后清算也就没他什么事。总之他是一个高智商、高情商、极度利己、没有立场的人。
龟井贯一郎看到战后美国接管日本已是大势所趋，决定毛遂自荐找份差事。他写了封热情洋溢的自荐信交到了参谋二部的威罗比手里，信中对威罗比的赞美之词看得他一阵恶心，说来说去不就是想找工作嘛，反正他对这人没留下什么好感。正好这时华盛顿派菲尔来了，上面还指示要好好关照，龟井贯一郎还在这儿等回信呢，这人英语说得贼溜，也就顺手推荐给了菲尔。
龟井贯一郎显现出绝佳的情报分析才能，他帮菲尔梳理了迄今为止的所有资料和人物，发现731部队的人串供之后，对真正的研究成果都秘而不宣，因为这些成果的背后必然是人体实验的事实。要突破他们的内部联盟，他建议先从三个人入手，分别是内藤良一、金子顺一和增田知贞。
菲尔于是连续审问了这三个人，他们拿出自己带来的资料，菲尔只扫了一眼，就看出全都是些无关痛痒的东西。大家都是专业人士，何必这么藏着掖着呢？紧接着菲尔给他们出示了苏联人提供的柄泽十三夫供词，这些老狐狸们顿时慌了神，明白自己原先的筹码已经荡然无存。龟井贯一郎趁机居间游说，一天之后，等三人再次来见菲尔，已经带来了他们精心整理的人体实验报告。
龟井贯一郎一直也没闲着，把另外20多个731部队的下属召集到了神奈川县的镰仓市，传达了增田知贞的新立场，并且综合分析了各方的底线，起草了9项条件，在座的看过后都表示很满意，于是同一天，19名医生起草的60页人体实验报告也完稿。
菲尔在此期间还查明了731部队在日本存有8000张从俘虏的尸体制作的病理切片，他们都是因细菌武器死亡的。
只剩下石井四郎了。
知道苏联人要来，石井四郎感觉到他又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今后会是什么走向，他心里清楚地很。
菲尔抢在苏联人之前审问了石井四郎，这次石井四郎是真的准备交易了，“如果你们能以书面文件的形式保证对我及我的上司和部下免于追究战犯罪责，我可以提供所有的情报”。石井四郎甚至还狂妄地说自己可以为美国将来对苏联的战争提供近20年的研究和实验成果。
菲尔对这个回答比较满意，叮嘱石井四郎，苏联人问你的时候，可什么都不能说啊。
这之后，石井四郎在东京也完成了自己的人体实验情况概要。
等到苏联人审问时，石井四郎装病应付，把苏联检察官斯米尔诺夫气的牙痒痒。这一回合美国大获成功。
接下来，如何帮石井四郎等人脱罪，就是美国政府最擅长玩的游戏了。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和东京这边往来的几百页的绝密文件里，巧妙地对731部队的罪行避重就轻，把收集到的证据归为都是“匿名信”和“道听途说”，因此不能作为确凿的证据，也就无法证明日本曾经实施过人体实验。
而且“对于美国来说，日本细菌战的资料价值，就国家安全保障而言，远比起诉战犯要重要的多”。其实只需要这一句话，就足以揭露美利坚合众国的嘴脸。
那8000张病理切片，以及后来经过翻译整理后的人体实验报告都被运往了美国。
拾 余生
石井四郎此后行踪一直不明，直至1958年因喉癌死亡，据说晚年迷上了禅学。
内藤良一在1950年创办了“日本血库”，也就是后来的“日本绿十字公司”，六名董事中有三名都和731部队关系密切。内藤良一死于1982年，4年后绿十字公司因生产的血制品被艾滋病毒污染，导致3000多人感染艾滋病而陷入丑闻。1998年绿十字公司被收购，成百上千人对它的诉讼悬而未决。
增田知贞回去继续当医生，1952年外出看诊时骑摩托车与卡车相撞，当场被碾死。
1956年10月19日，日本和苏联签署《日苏共同宣言》，结束了两国的战争状态，苏联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并遣返全部西伯利亚战俘，第二天晚上，柄泽十三夫在收容所悬梁自尽。
其他731部队的主要成员们，此后均在日本医学界担任要职。
731部队成员战后任职
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中因为公开反对杜鲁门（甚至叫嚣对中国使用原子弹），1951年被解职，他发表了那篇“老兵不死”的演讲后，一直活在各种鸡汤文里。
1995年的一天，一个叫王选的女士，决定把起诉731部队的罪行和为中国受害者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她在日本留学期间，偶然地从英文报纸上读到有日本学者在浙江义乌崇山村调查731细菌战。而崇山村就是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王选从中日两国四处取证，经过数次上诉、败诉、再上诉的经历，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在一审判决中，认定了日本政府在中国研制细菌武器及实施细菌战的事实，然而，中国细菌战受害者仍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道歉和赔偿。
直至今日，王选女士依然在为此奔波。
731部队的罪行之所以被掩盖，根本上源于美国在国家利益面前的选择。
至于那些惨死的中国人，对他们而言并不重要。
美国人、日本人或许不知道，当年来自731部队的研究资料，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他们的生物医学发展。
那之后生产的每一支疫苗、每一瓶蛋白、每一篇论文的背后，都有一只冤魂在凝视着你们。
你们不怕吗？
